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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江南文学还有抒情的一面
发布时间:2018-10-14 作者:admin 浏览:
  顾炎武著作等身,为后人所熟悉的有《日知录》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《肇域志》《音学五书》《韵补正》《亭林诗文集》等。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这句话最早便是在顾炎武的《日知录·正始》中提出的。
 
  叶兆言说,顾炎武的学识和宋朝开始流行的理学不一样,不是如程门师徒雪夜相对静悟出来的,而是靠自己的双脚,脚踏实地到处调查研究,然后才变成文字著作。顾炎武曾批评过当时的信口空谈,认为世人所谈论的时髦理学,其实只是一种禅学,不货真价实地取之经书,而是依靠一种偷懒省事的“语录”。利用前人的只言片语,作出后人自说自话的全新解释,这种学风正是顾炎武力图要改变的。
 
  顾炎武的学问人格,也被清统治阶级相中,清政府逼顾炎武出来做官,一而再,再而三,他拒绝一切诱惑,就是不肯出山。冒杀头的风险,他大讲经世致用之学,奔走南北,与明遗民在一起,随便发表政见。清政府不仅不加以干涉,还由当时的陕西提督张勇的儿子出面,向顾炎武请教学问,并想刻他的著述。
 
  “顾炎武为江南文人做了最好的表率,是后来一切读书人的楷模,江南文人的骨气、硬气,在他身上体现,值得后辈景仰和学习。”叶兆言说。
 
  当然,除了顾炎武所代表的江南风骨之外,评论家何平认为,明清时期江南文学还有抒情的一面,讲究生活的艺术和趣味。晚明的张岱,清代的袁枚、李渔、沈复的作品,都有江南风味。而作家朱辉认为,五四之后的鲁迅、张爱玲、钱钟书,他们也是江南文人的代表,特别是鲁迅,除了刚毅之外,他的江南柔情常常被人忽略。
 
  江南文学在今天依旧鲜活。1990年代,中国当代文学阶段性地进入了先锋文学阶段,叶兆言、苏童、格非、余华,一批有才华的江南作家成为先锋文学的主力军,他们形成了一个江南文学圈,或者说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江南势力,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
 
  叶兆言说,这是一种巧合,他们几位恰好所属的区域都是吴地,而他们的创作又恰好都被北方所认可。从不被人注意、孤独写作,写具有一定探索性的作品到成名,叶兆言提及,这过程呈现出一种“先锋”的姿态和心态,先锋并不是一种时髦的文学流派。先锋一旦成功了,就消亡了。
 
  何平认为,1930年代文学中心南移,纵观中国文学生态,确实存在着一种江南势力,这是以北方为参照系的,相比北方喜欢巨大的长篇小说,像叶兆言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、苏童《黄雀记》、余华《活着》等,都不是巨大型的,有一种江南独有的审美,不遵守文学教条,拓展一些新的可能性。当然,除了先锋文学之外,江南还有陆文夫、高晓声、汪曾祺、毕飞宇这样的一类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作品,也不应忽视,而葛亮这样的一些作家的出现也代表着一种江南的“新势力”。
 
  朱辉表示,先锋文学在文坛横空出世时,形成江南势力,是因为江南文化积淀深厚,此地多出文人,得风气之先,对外来的文化有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,如新感觉派。另外,江南人有一种“精益求精”的特质,在创作上不断磨砺。
 
  而对于江南文学的未来,叶兆言“预言”,机会更多的会属于外地人。从江南出发,最终会超过江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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